小时候，听爷爷讲南通出了个状元，叫张四，张謇在兄弟中排老四，他为南通办了很多实事善事。长大了，多次去南通啬公墓，瞻仰张謇先生塑像，肃然起敬。这几年，参与了张謇研究工作，拜读《张謇全集》和专家、学者关于张謇的论著，了解越深入，越发感到张謇先生的伟大，他是南通现代化的先驱者、开拓者，他是中国轻工业发展的探路人、奠基人。他不但是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还是对南通乃至全国水利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水利专家。

张謇先生对水利建设有远见卓识和理论建树。张謇认真研读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清初靳辅的《治河方略》等前人的水利著作，积累了丰厚的理论知识。他参加科举考试，曾三次遇到关于治水的策论题，光绪五年七月会试论题为“江苏水利”，光绪十二年三月礼部会试论题为“河工”，他都考出了好成绩。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张謇参加殿试，殿试题也是关于水利——《水利河渠要旨》，他功底扎实、才华出众，一举考中状元。《张謇全集》中，关于水利建设的文章有100多篇。他在这些文章中，深刻论述了水利建设对于内政外交、治国安邦和对于经济建设、强国富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他认为“水利者，农事之基也”“江之治否，与内政外交均有关系”“而江则可治，国权可保”“长江，国家之江也；治江，国家之责也”“治水之道，贵乎上下蓄泄，彼此统筹，必无划疆而治之水利”“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必出百里之外”。他主张治水必须标本兼治，统筹规划，上下游地区合力而治。张謇先生的这些水利建设论述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值得我们借鉴和实践。

张謇先生是南通水利事业发展的一大功臣。他在创办实业、建设南通、治理南通的过程中，把南通水利事业放在突出位置，兴办了大量的水利建设工程。民国五年（1916）三月，他请来了荷兰水利专家特来克负责江堤筑建保坍工程，用近3年时间，采用西方治水经验，筑成水站10座，使南通沿江岸线趋于稳固。民国十年（1921），张謇撰写的《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划》一文详细论述了民国七年（1918）至民国十年（1921）间，南通实施的15项水利工程情况，其中有7项工程在通州境内。投资用银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是民国九年八月新建的遥望港九孔大闸，用银139600余元，分泄西亭、骑岸、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六区之水，每秒钟能放水120立方米。民国十二年（1923），张謇又主持制定了《南通水利计划书》，对南通水利建设作了科学规划，至今这些水利设施还在发挥作用，为南通百姓带来永久的福祉。民国二年（1913），张謇与三兄张詧联合江导岷、徐国安等人发起集资50万银两筹办大有晋盐垦公司，在三余地区（现今通州湾）进行大规模开垦，围圩海堤27余里，垦植面积33万多亩，分成12个垦区，每区分成9框，每框分成4排，每排分成20垛，每垛长80丈，阔18丈，每垛之间开挖有南北走向的泯沟，每四排或两排之间开挖有东西走向的横河，这样沟河交叉成网，土地方整。涝能排，旱能灌。至今通州湾地区还保持着当年垦牧规划形成的格局，河沟水利工程仍在发挥排灌功能。

张謇先生为全国的水利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民国初期，张謇曾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为全国水利事业建设制定大政方针、推出系列举措。他为长江、黄河、淮河治理呕心沥血，操劳奔波。他为治理长江大声疾呼，“治江政策，关系江苏，关系中国，应始终贯彻，底于成，持于久。”民国九年（1920），张謇任江苏运河工程局督办，为治理长江水利工程积极筹款，推广南通治水经验，撰写了《江北运河分年施工计划书》，他撰写的关于治理长江的文章就有26篇。民国十一年（1922），扬子江下游九县治江会成立，张謇被推为临时主席，他撰写了《告下游治江会九县父老书》。张謇为治理黄河出谋划策。清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知府任职，八月十四日，黄河在郑州东石桥段溃决，水势凶猛，泛滥成灾，田庐淹没，人畜死亡无数。河南巡抚倪文蔚和孙云锦推举张謇主持河工计划，张謇临危受命，前往溃决现场勘查、了解实情，撰写了《郑州决口记》，并拟就《疏塞大纲》，提出治理办法，“疏塞并举、乘全河夺流，大治正河，复禹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