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恒是土地革命时期南通县东乡著名的农民领袖。红十四军创立和发展时期，他任红十四军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领导红军战士转战于南通东乡等广大地区，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陈宗恒，南通县五甲乡（原余西区三马路）人，1909年2月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他身体稍胖，大家亲热地叫他“陈胖子”。

陈宗恒十七八岁时就在恶霸地主家做长工，尽管他累死累活地干，忍饥挨饿，还是经常受到辱骂和毒打。他不堪忍受，从地主家偷偷出走，想去上海谋生。等他到了三余正苦于没有路费时，被侦察敌情的共产党员仇建忠等发现，于是，在贫困中煎熬的陈宗恒于1928年参加了革命。在党的教导下，他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他积极工作，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农民中间，以自己的遭遇现身说法启发群众，使不少贫苦农民懂得了革命道理，纷纷加入农民协会。陈宗恒在实际斗争中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1928年农历腊月中旬，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向农民追租逼债，催粮勒捐，农民饥寒交迫、痛苦万分。县委组织农民进行年关斗争，提出了“不完租、不完粮、不还债、不交捐”的行动纲领。陈宗恒立即组织人员分别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地主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以“城里要派兵捉人”相威胁，中共南通县委武装小组当机立断，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两个恶霸地主，隔天又镇压了专替地主通风报信的两个狗腿子，从而狠狠地震慑打击了东五区地主，贫苦农民过了一个没有地主逼租逼债的快活年。

经过年关斗争，广大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纷纷参加农民协会，一些青年农民要求加入武装小组。武装小组随即在三余、余中、余东、余西发展成四个小队（即红军游击队），分别由仇建忠、唐楚云、俞金秀、陈宗恒领导。他们打起红军旗号收缴地主武装，开始壮大起来。

陈宗恒十分重视对新入伍的战士的教育和训练，经过短期培训，红军游击队战斗力有了提高。3月，陈宗恒带领红军游击队和农民协会会员处决了三马路恶霸地主，并分掉其家的粮食。4月23日，他们打开了瞿家下仓，分了瞿三歪嘴的粮食，还严惩了为群众痛恨的地主狗腿子。这两次行动确保了春荒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游击队战士的斗志，群众欢天喜地。

1929年秋，陈宗恒接任余西区委书记。同年冬，反动武装向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包剿”，大肆屠杀干部和群众，大量烧毁干部和群众的房屋，陈宗恒带领红军游击队顽强地跟反动武装进行拼搏，同时领导余西区的农民群众继续打土豪、分粮分草，受到上级领导的赞扬。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正式成立，陈宗恒任红十四军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他率领红军战士先后参加过汤家苴、骑岸镇、东社、二窎等重要战斗。7月，陈宗恒率领红军战士打下掘港以南的华丰盐垦公司和掘港以北的徐家园两个据点，歼灭敌“自卫队”80多人，缴枪50多支。不久，又在三马路宿营地击退从三余镇下乡的白龙党“扫荡队”近千人的进攻，歼敌50多人，缴枪80多支，获得了三天三战三捷的出色战果。

陈宗恒既是出色的指挥员，又是身先士卒的战斗员。每次作战，他勇敢顽强，指挥果断，行动迅速，敢打敢冲。他纪律严明，说：“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为穷人做事的，我们没收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财产，除部队供养以外，都要分给穷苦农民，决不允许装入个人腰包。”陈宗恒、冯步洲（副大队长）带领的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受到群众的爱戴，所到之处人民悬挂红旗，箪食壶浆慰劳战士，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红军不断壮大的声势大大震动了反动当局。国民党省警队派来两个营兵力，加上地主武装“保卫团”，联合向南通东乡红军根据地逼近。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陈宗恒毅然决然带领部队避敌锋芒，暂时从南通东乡向东北转移，坚持斗争于如皋东乡的掘港地区。在那里，他们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一时搞得轰轰烈烈，逼使附近地主纷纷逃往如皋城、南通城和掘港、马塘等集镇。

1930年夏，由于党内左倾路线影响，红十四军运动步入低潮。8月25日，陈宗恒隐蔽在农民家里，由于叛徒出卖被捕。陈宗恒坚持革命气节，始终坚贞不屈，面向敌人的威逼正色大呼：“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只能杀我一个人，决不能消灭我们共产党！”敌人恼羞成怒，于8月27日将其杀害，时年仅21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陈宗恒的鲜血染红了红十四军旗帜，他的战斗精神和崇高品质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奋斗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