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的张绍仪

□陆子森编写

解放战争初期，在反“清剿”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里，通海工委书记张绍仪同志（新中国成立后首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后任上海江南造船厂党委书记）一直坚持在海西区领导干部群众与顽敌斗争。

1947年3月的一天夜里，张绍仪带着几个短枪队员从海西直插川南，与汇通区副区长周应祥等会合。在白色恐怖里，历经生死考验的同志再次见面，大家紧紧相互握着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张绍仪看到历经洗礼的干部战士会合在一起，觉得我党坚持原地斗争的力量增强了，就逐步萌生了恢复独立营、攥紧拳头扩大武装斗争的意念。这年4月，南通警卫团南下通海四战四捷，反顽斗争的形势逐渐好转。5月中旬，经东南县委和南通县委批准，张绍仪去东南县委把编在东南警卫团一连的原独立营的25人带回通海，由周应祥任营长，张绍仪任营政委。

独立营成立第二天就经受到严峻考验。当时，张绍仪正召集区、乡干部开会，敌人突然向我部队驻地扑来，营长周应祥当机立断，拉出一个班前去堵击，将敌击退，并缴枪一支、俘敌一名，我部也牺牲了一名战士。在另一个班的掩护下，我区乡干部安全转移。张绍仪和周应祥决心提高独立营的战斗力，他们争取到南通警卫团派出的熟悉通海情况的沈思贤同志来担任连长，同时为独立营制订了方针、规定了任务。为了不使这二三十人的小部队被敌人围剿，他们决定独立营采取隐蔽活动的方式。

独立营指战员经常化装成老百姓，以一个乡队或一个小队的名义，配合区乡干部到敌据点周围和我方活动的中心区域，打击作恶多端的顽乡保长、还乡团、敌情报员和零星下乡的敌人，帮助区乡干部领导反顽化斗争，从而逐步取得坚持斗争的主动权。

1947年夏，通中地区形势开始好转。8月，九地委决定撤销通海工委，通海区工作改由南通县委直接领导，并由张绍仪继续负责通海工作和担任独立营政委。为了增强独立营的力量，1947年七八月份，南通县委决定将县武装交通队22人编入独立营，不久又将路南、路北的两个武装小队也编入独立营，独立营一下子增加到五六十人，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干部战士对敌斗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纷纷要求由隐蔽转入公开，狠狠教训敌人。

张绍仪、周应祥审时度势，认为整个形势对我方有利，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敌不意，先打几仗杀杀敌人的威风，以振奋士气。

1947年9月的一天，首战郁家店（在天补镇以西）。在得到天补镇据点的敌人要下乡侵扰的准确情报后，张绍仪、周应祥率领干部详细侦察地形，把伏击地点选在川港与天补镇之间。当晚，独立营按方案设伏。第二天上午，天补镇之敌海保中队两个排和还乡团60余人，沿着公路走进了我方伏击圈。营长周应祥一声喊：“打！”我方两挺轻机枪和20余支步枪同时猛烈向敌人开火。敌人听到“哒哒哒”的机枪声，以为遇上了我方主力部队，惊慌逃窜。独立营战士随即勇猛地追击上去，敌人扑沟逃跑的一个班被我方打死好几个，还有6个被活捉，缴获步枪6支、子弹400余发。余敌仓皇逃进了天补镇据点。几分钟的战斗，我方无一伤亡。

首战告捷，对通海干部群众鼓舞很大，各区乡的一些民兵小分队也活跃起来了。仅隔三四天，独立营又在冯家埭打了第二仗。那天中午，战士们的中饭碗刚端到手，突然哨兵来报，顽乡长陆某某从三星镇带着还乡团和30多个自卫队员已进入冯家埭。“消灭他！”随着连长沈思贤的命令，战士们立即放下饭碗，拿起枪，如猛虎般扑向敌人，一举歼灭自卫队一个班，缴获其全部武器，而我方无一伤亡。

第三仗是邵家桥伏击战，与第二仗也仅隔几天。1947年10月初，独立营与紫琅区区队共同设计了一个诱敌伏击的方案。一天，区乡民兵锄杀反动保长黄某某的走狗，并将其尸体抛到邵家桥的大河里（距伏击地点东南300米的地方）。消息传到三圩头，黄某某暴跳如雷，要求敌联防队紧急出动。第二天上午8点钟，联防队长朱某由黄某某带路，率领两个班的联防队员急匆匆向邵家桥方向扑来，途经朝西埭，走进了独立营的伏击圈。在连长沈思贤指挥下，我方步、机枪一起开火，一下就把18个敌人全部打死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3支、驳壳枪2支，仅剩下被打掉一只耳朵的黄某某逃走了。

独立营三战三捷，局面很快打开了，斗争由被动转入主动，由隐蔽活动转入公开出击。在南通县警卫团的支持下，在区乡民兵的配合下，从1947年9月到10月12日，独立营在40多天的时间里，与敌人战斗30次，均取得满意战果，且无一伤亡，从而打出了影响、打出了威信、打出了名气，被群众爱称为“小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