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毅

郭可慈老师于2002年逝世，至今已20多年。他去世时70岁，年纪不算大。我和郭老师相差31岁，郭老师生前把我当子侄和文友看待，我俩都喜欢给南通几家报纸投稿，也都有文章刊登。我想，如果郭老师谢世晚几年，肯定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指点，我的人生也会更充实、更有意义。可惜，这个美好的愿望在2002年的寒冬终结了。

郭可慈老师一家和我家是世交，我祖父是郭老师爱人的老师，我父母又都是郭可慈老师的学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郭老师和我父亲又都在正场中学任教，我们两家子女都做了郭老师和我父亲的学生。在正场小镇上，我们两家就自然成为有学问、传播文明火种者，美名在狭长的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和巷子里传播，同时两家也十分友好，接触频繁。

郭老师是如东人，大户人家出生，南通师范毕业后，在正场小学任教，和女教师金亚男恋爱结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郭老师就以正场为家了。后考上江苏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分到南通师专任教，又下放到正场中学任教，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调通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并任了十年通州市职称评审组外语组长。

我小时候，常从父母的嘴里听到他们对郭老师的评价，知道郭老师知识渊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过文章。郭老师也常常到我家来串门，他和我父亲交谈时，我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们谈论到的小说和古文，有时我也找来读读看看。1993年，我调到通州市文联后，特别是1997年居住金沙后，就常常骑自行车穿越大半个金沙城，到郭老师那里喝茶聊天。

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比较时尚的人。普洱茶刚火的时候，好像是1998年，他当时泡了杯普洱茶给我喝，还盯着我，问我感觉如何？他说，《周末》报和《扬子晚报》都在热捧普洱茶，他也买了一点。可惜，我当时对茶知之甚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沪宁高速公路开通，郭老师告诉我，他第二天正好从南京返回，本来坐汽车从江北走，因为要见识一下高速公路，特地从沪宁高速坐车到苏州，再在苏州住一晚，第二天起早到老字号的面店，吃碗面回来。他说，人生其实就是个体验的过程，什么东西最好都品尝一下，什么事情都要经历一点。

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十分珍惜时间的人。他喜欢外文研究，像个学者，出过好多书；他又热爱中文，是个作家，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要比一般作家显得务实和珍惜时间。他常常在书房里一个人读书写作，有时要他夫人到书房里喊他吃饭。吃过中饭，小憩一会儿，就再去书房。郭老师告诉我，他对人际交往、吃请应酬不感兴趣，人越多，他的话就越少，有时就是笑笑而已。

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身上有“士大夫气”。他有篇散文《庭院前的白玉簪》发表在《南通日报》上，写在台湾的远亲来老家访亲，离别时，想带点故乡的泥土和植物什么的到台湾去，郭老师马上就拿起了小铲，从屋前小花圃里，从绿油油的白玉簪中分出一簇块茎来，这就很有“文人气”了。郭老师家里也有几千本藏书，他退休后有段时间，被福建泉州聘用，他把聘用所得的钱，大都在泉州买了书邮寄回来。几乎每次去郭老师家，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又买了什么新书，这些书好在什么地方，其陶醉兴奋的表情让我难忘。

我和郭老师交谈过多次，他从没有在我面前谈论过别人的是非，也没有在我面前诉说生活的艰辛。事实上，郭老师也曾遭受到许多不公，他的一生有时也是尘土飞扬。但我认为，他的思想和灵魂是高洁的，远在尘土之上，他有他生活的信念和坚韧，他用这些信念和坚韧，战胜了生活的曲折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