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良

有些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哪怕时光流转，一闻到那熟悉的香气，心就暖了。有些人也是如此，他们像暗夜中的萤火，不经意间照亮了别人的生命。就像陈林宝老师和熊警官，在我最迷茫的日子里，成为我生命转角处的光。

那年的夏天格外漫长。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我蹲在田埂上，看着父亲佝偻着背在稻田里拔草。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脖颈往下淌，打湿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我攥着成绩单的手心全是汗，纸上的数字在阳光下刺得眼睛生疼。父亲直起腰时，我听见他骨头发出“咔”的一声轻响，就像我心底某处断裂的声音。

“复读吧。”父亲只说了一句，就继续弯腰干活。就这样，我成了乐安一中的插班生。

陈林宝老师对我这个插班生格外关照。排座位时，他特意把我安排在中间第二排位置，评三好学生时也会为我争取机会，复读的日子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熬。

可每个月交完生活费，我的口袋比洗褪了色的蓝布衫还干净。父亲的身子越来越单薄，弟弟初中辍学在家务农，过早地承担起原本属于我的农活，妹妹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辍学在家喂猪。每次考试失利，我充满自责。

转机出现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陈老师把我叫到走廊尽头，他身边站着个穿警服的结实男人，肩章上的警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熊警官，想考公安大学。”陈老师拍了拍我肩膀，“住到他家去，他要共用你的复习资料和笔记。”

我愣住了，还没反应过来，熊警官就爽朗一笑：“我立了个三等功，报考大学可以享受照顾。就是没有课本和资料，想借你笔记看看。”他说话时，阳光正斜斜切过他古铜色的脸，让我想起老家灶膛里跃动的火苗——暖烘烘的，直往人心里钻。

熊家住在看守所外院，搬过去那天，他正踮脚摘晾衣绳上的警服。一室两厅的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后这儿就是你的房间，书桌给你腾出来了，缺啥跟我说。”熊警官一边说着，一边把儿子的小床往主卧搬。台灯亮起时，暖黄的光晕笼罩着书桌，比寝室里摇摇晃晃的白炽灯亮堂多了。

每个周末都是混着油墨香和饭香的时光。我学着陈老师的样子，在草稿纸上画年代年轮，熊大哥就捧着搪瓷缸子，像小学生般用红笔在笔记本上圈圈画画。当我对着等高线图抓耳挠腮时，熊大哥翻出了珍藏的地图册，用红笔圈出“秦岭—淮河”的褶皱。他教会我用警察的逻辑分析问题，我则帮他梳理文科知识的脉络，那些在课本里沉睡的文字，竟在彼此的讨论中渐渐苏醒。

变化来得突然，一纸调令让熊大哥去了乡镇做乡长。临走前，他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三百块钱。“买点参考书。”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就转身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挺直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警服上的肩章在阳光下最后一次闪闪发亮。

后来收到他寄来的土鸡蛋，泡沫箱里还有张字条：“山里鸡下的蛋，补脑子。”我捧着那些还带着稻草屑的鸡蛋，突然想起他教我认地图时说的话：“人生就像等高线，起起落落才正常，关键要找准方向。”

放榜那天，蝉鸣声里混着操场上的喧闹。我攥着抚州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站在陈老师办公室门口，心跳得像要冲出胸膛。

“臭小子，没给咱班丢脸！”陈老师的笑声撞得窗台上的绿萝直抖。我注意到他的鬓角又多了几根白发，粉笔灰落在上面，像撒了一层薄雪。

如今我站在讲台上，总爱给学生讲起这两位“老师”。一个用粉笔在我心里画了片星空，让历史的星河照亮迷茫；一个用警徽为我挡住了生活的风雨，让苦日子有了温度。有时候批改作业到深夜，抬头看见窗外的星光，就会想起陈老师说的“历史是条长河”，想起熊大哥说的“人生如等高线”。

原来，人生的转角从不是孤单的路口，而是无数双手递来的火把，让我们敢在黑夜里往前走。现在，我也想把这份光亮传递下去。每当有学生垂头丧气地站在办公室门口，我总会想起那个春日的走廊，想起阳光里闪闪发亮的警徽，然后对他说：“来，坐下慢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