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民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高考的，考完等分数出来的那段日子，心里焦躁不安，就想找点活干，一来转移情绪，二来体验上班族的生活，三来挣点钱贴补家用。托熟人介绍，我去了郊区一家糖果厂当搬运工，经历了暑天里“冰”与“火”的双重考验。

搬运工的工作又苦又累，我每天要从冷库里把冰糕和汽水搬进冷藏车，然后跟车把这些东西送到全市各个商户。

这份活有一定的风险。首先要在冷藏车上经受“冰”的考验。每次送货，司机、业务员占据了驾驶室位置，我只能钻进冷藏车厢，车厢里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空气稀薄。我只穿着短袖短裤，没一会儿，便浑身冻得哆嗦，牙齿打颤。幸好车门处挂着一对棉帘，我裹紧一片绵帘，头和小腿、脚只能露在外边，头发和眉毛很快结了一层白霜，脚趾头冻得发麻，疼得不行，我只能不停地跺脚取暖，就这么硬扛着。棉帘如同寒夜中唯一的庇护，好在这种煎熬时间不长，每隔十来分钟，车子就停下来，司机打开车厢门喊：“到了，卸货！”

下车后，就像进了蒸笼似的经受夏日火热的考验。马路地面的温度40多摄氏度，我搬着一箱箱冰糕、汽水，踩着晒得发软的柏油路面送给商户，不到二十米就浑身冒汗，背心湿透。热浪混着柏油路蒸腾起来的呛人味道，扑在脸上，闷得人喘不上气。送完货还不算完，还要把空的冰糕箱、汽水瓶搬到车上。我搬货的速度稍微慢下来，司机立马就“嘀嘀”按两下喇叭催促，有时候业务员还会不耐烦地吼两嗓子。那喇叭声和吼声在热烘烘的空气里炸开，像鞭子抽在身上。一天下来，我在冰火两重天里来回搬运二十多次，全身的肌肉又酸又疼，好几次真想甩手不干了。可每次看到马路边树荫下，卖冰糕、汽水的小摊贩个个被晒得黝黑，他们接过我送去的冰糕箱时，那种松了口气、像得了宝贝似的眼神，我心里就稍微平衡了点——唉，干啥都不容易！

打短工最尴尬的是遇到熟人。有一次，卸货时遇到了一位高中同学，他看到我时十分惊讶，脱口而出：“晒这么黑，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咱省重点高中的同学也干这活儿？”那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连忙解释说：“临时干几天，挣点零花钱。”

头几天，身体根本受不了这么大的冷热变化，很快我就感冒了。干活时头昏脑胀，脚下发飘。可想着当初是自己要来“体验”的，还指望挣点钱，就咬着牙硬挺。每天蹬着自行车回家后，扒拉几口饭，不出五分钟就能倒头睡着。感冒让身体更难受，搬东西的时候感觉随时会摔倒，可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既然是自己选的路，就不能半道溜了。每一滴淌下来的汗，都是在跟自己的极限较劲。

这份短工，我硬是干了两个月。最后结工钱，拿到了60元钱，平均一天才一块钱。当我满心欢喜地把60元钱交给父母时，他们心疼我辛苦，推辞着不肯要。我硬是塞给了他们，那份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钱，能贴补家用，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本市新创办的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虽然没考上理想的高校，值得欣慰的是学校离家近，每周可以回家帮父母干点家务活儿。开学前几天，父母用我挣的那点钱，又添上不少积蓄，为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我的那辆旧自行车给了刚考上高中的表弟。这辆新自行车，承载着父母的期望与我的青春，风雨无阻地陪伴我“走读大学”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