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街道 张甜甜 翁晓卫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难点和着力点，创新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体系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基层治理探索中形成的，并在新时代不断实践创新，其逻辑机理包含深厚的理论渊源、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托。

理论渊源：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规定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其中第二条就是“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这一实践要求深刻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生动诠释了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属性和鲜明品格。同时，也阐明了自我革命的逻辑必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不断进行向内的自我批判和革新，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完善和强大，更好地引领社会革命。

“党建”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活动，彰显党的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契合党的社会革命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范畴相交、结构相近、理路相通，符合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实践要求。

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展基层治理实践的基础性优势。回顾历史，我们党始终重视基层建设，不断加强基层治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原则，实现了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的紧密联结，有效解决了“一盘散沙”的治理难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农村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庄组织建设，在城市推动建立居民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全新的基层治理体系，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成为整个时代的主题，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主体不断活跃，基层治理呈现多元分化趋势。适应这一变化，我们党与时俱进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重点聚焦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这也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保证和优势所在。

现实依托：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实困境的精准回应。新时代以来，基层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诸多现实困境。基层治理结构失衡，按照科层制的专业分工与层级节制原则，基层治理的职能分散在不同层级和不同管理部门之中，形成了以“块”为单元的属地管理和以“条”为线的部门管理两种分割的管理模式，这就使得基层社会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进而限制了治理效能；基层治理主体缺失，这在农村基层表现尤为突出，城镇化不断推进的结果，是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同时农村引才效果不佳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优质人力资源短缺，制约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效补充；基层治理能效不足，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或多或少包含着科层制的层级化结构，难以实现对无行政隶属关系的社会组织的有效治理。

精准回应基层治理难题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以政党逻辑优化行政逻辑，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来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派遣基层工作队和培育基层群众主体性等方式，实现基层治理主体的外源内生；引导党员干部积极走向基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