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港北部与如东孙窑交界地区出土的韩瓶

□陈新华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圆仁和尚一行入唐，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古通州石港约在“白湖口”位置。唐天祐年间（904～907年），胡逗洲与如皋廖角咀悄然相连，古横江的波涛渐渐退去，石港东侧留下了浅浅的海湾——“卖鱼湾”。自那时起，盐业的蓬勃兴起与军事防御的重任，让石港成为通州的宠儿。“分宪廉明率九场，曾兼都转重维扬；本场场比邻场阔，鹾尹提封并马塘。”清代秀才姜灵煦的一首诗描绘了石港昔日的繁荣景象。石港寨、石港备倭营、石港巡检司、石港场盐课司、两淮盐运通州分司、察院等衙门相继出现，历代地方志中虽只有零星记载，却也勾勒出石港往昔的轮廓。

一、石港寨及备倭营

石港东临浩瀚大海，北靠古横江，军事防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寨曾是抵御外侵的坚固壁垒，屯驻了大量士兵。“马步官兵一队齐，营房屹立草低迷；太平不事多操演，秋犹飞枪打野鸡。”这是《渔湾竹枝词》中冯大本的诗句，道尽了石港寨的沧桑。

乾隆《直隶通州志》是这样说的：“通州周显德五年，拔南唐静海都镇制置院，升静海军。”按马端临《舆地考》，静海周县有狼山、蔡港、余庆、石港、西寨五寨。明弘治《两淮运司志》记载：“石港寨，场南备倭，百户一员，军余五十名。”石港寨军事建制的初成，让石港肩负起军事防御、地方治安巡缉私盐的重任。

明代，倭患十分严重，给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损失，因此明朝设置了专门针对倭寇的防御军队。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备倭军屯掘港，调驻扬州卫指挥一员，军五百六十名，设石港、栟茶、角斜、李家堡四寨，并设四汛，石港、狼山为南汛；明洪武年间，又于通州置料哨军寨4处，其中一处屯石港场，设管寨的千户1员、军1000名，隶扬州卫指挥统辖。料哨军寨是明代卫所制度下兼具军事防御、地方治安与盐务管理的特殊军事侦察预警机构，设正五品千户（世袭武职）；明嘉靖四年（1525年），为防倭寇入侵，两淮30场选取盐丁3000人为灶勇，有警则听从就近官军各营将领调用，开创了“盐兵联防”模式。石港寨作为古代江海交汇处的战略要地，依托狼山、横江地理屏障，形成天然防御网络，扼守长江出海口，其军事意义贯穿千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多重职能。

明中期，这里依旧是重兵驻守的石港备倭营。石港不仅是一个繁华的盐场，也是抵御外敌的重要据点。盐场生产与军事防御结合，形成了完备的抗倭防御体系。在嘉靖年间的地图上，石港备倭营在护城河南，今草市桥社区居委会附近，如今石港南门的“营桥”，便是那段岁月的遗迹。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狼山副将为镇守狼山总兵官，通州境内置本标中、左、右3营，每营设游击1员、守备1员、千总2员、把总4员、兵1000名，石港场属于中营。清初，倭患开始平息，防倭的营军、灶勇逐步裁撤，但各场添设了烟墩。据清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通属各场所设烟墩共60座，石港场6座，其中3座在石港新堤外，3座在石港东、南、北三城门外。另置外汛66处，其中石港场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各设一处。烟墩、汛房的设立，为守城士兵的驻扎、警戒提供了主动权。

清同治年间，通州盐区陆营，原右营汛地及石港场设州城东关厢汛把总1员，协防外委1员驻石港场，并领马战兵、步战兵、守兵若干名。

上世纪90年代，石港北部与如东孙窑交界地区曾出土数只韩瓶，韩瓶是当时士兵取水的工具，明清时期这里是石港场跟马塘场草荡地带，正是边界地区屯兵驻扎的遗存。

（未完待续）